（同上）在此费孝通似乎认为，儒家克己修身推己及人等概念的讲法是虚假的，其本质是达成目的的手段，而并不指向道德境界的提升和惠及他人。

《礼记》中讲《周易》卦爻辞，只有出于《子思子》的这几条。（《子路》） 不恒其德，或承之羞，是《周易·恒卦·九三》的爻辞，孔子引此来说明人不可以无恒。

《兑命》曰：‘爵无及恶德。《诗》云：‘我龟既厌，不我告犹。（《论语音义》） 可见学《易》的易字《古论语》作易，而《鲁论语》作亦，按照鲁读就是： 子曰：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，亦可以无大过矣。这充分说明，孔子熟悉《周易》，和孔子学《易》一章正可互相补充、互作注脚。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。

这种汉代经师的读法是不足为凭、不可盲从的。其实，孔子读过《周易》，在《论语》中，不仅有上述一章可以证明，还有另外的一段记载： 子曰：南人有言：‘人而无恒，不可以作巫医。据《汉书·刑法志》载，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，颜师古注云：比，以例相比况也【28】。

因此，所谓见之空言者，犹宋儒之空谈性理。及父死后，不孝子欲复得产业，族中长老、郡中长官公断是案，则出族之子不得谒祠领胙，其不得复管产为已明。可以说，孔子虽不见用于当世，然其《春秋》足为圣人之用，而非徒载其理的空言可比。于族小事则明之，于《公羊》则疑之，何欤？夫定律者，必量人情，不能为高义。

按照何休《解诂》的说法： 曼姑无恶文者，起曼姑得拒之。【12】 可见，方、刘俱主张礼刑之合一，且据以论《春秋》的性质，即圣人之刑书也。

失乎礼，即入乎刑，无中立之道。当然，无论孔子是真王，还是素王，所用以治世的王法却并无不同，都是针对具体现实而制订的一套非常完备、遍及现实生活诸多方面的规范。卫辄拒父，祭仲行权，二义久为后人所惑疑，《公羊》家之为人诟病，莫若此二条。父子之爱，本于天性，辄能悔痛真切如此，蒯聩岂不感动底豫？蒯聩既还，辄乃致国请戮。

仲尼以为天理之所在，不以为己任而谁可？五典弗惇，己所当叙。聩已见化于子，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，当亦决不肯受，仍以命辄。孔子若得秉政，则必早有殛、流此等逆贼之行事。三、《春秋》决狱与法律的儒家化 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儒家所尊奉之《春秋》取得了普遍规范的效力。

因为站在道德的立场，蒯与辄皆无父之人，故不可有国。后儒多引《论语》以难《公羊》，不知《论语》为名理之书，故得发人子之高义。

此书盖追述董仲舒《春秋决狱》与何休《汉议》之意，即引证清现行律中诸条文，而一一溯源于《春秋》，故其《自序》自谓独喜效董氏例，张后世事以设问之【31】。唯孔子欲亲治一国，种种琐屑之事，皆须群策群力，并亲历亲为之，此即真王之行事。

盖儒家不仅借六经以论古事，又假以决今日之时事，如此方为全体大用之学。徐彦疏云： 所以《春秋》言志在，《孝经》言行在。（王阳明：《传习录上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一《语录一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9页）又曰：五经亦只是史。【15】可见，朱子的说法兼顾了王法与道德。又，何休《解诂》序引《孝经·钩命诀》云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按照汉律，某些案例若无律法明文规定，可比附近似的条文，并上报皇帝定案。

乌有父不慈子不孝，争利其国，灭天理而可为者乎？（胡安国：《春秋胡氏传》卷二十九《哀公上》，第485页） 16 然阳明之说亦有所本。胡氏又曰： 世衰道微，暴行交作，仲尼有圣德无其位，不得如黄帝、舜、禹、周公之伐蚩尤、诛四凶、戮防风、杀管蔡，行天子之法于当年也，故假鲁史用五刑、奉天讨、诛乱贼，垂天子之法于后世。

然而，在汉儒那里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另一种说法，即强调礼刑之合一。魏源深明此理，曰： 士之能九年通经者，以淑其身，以形为事业，则能以《周易》决疑，以《洪范》占变，以《春秋》断事，以《礼》《乐》服制兴教化，以《周官》致太平，以《禹贡》行河，以三百五篇当谏书，以出使专对，谓之以经术当治术，曾有以通经致用为诟厉者乎？【19】 儒学所以能经世致用者，正在于此。

然既不得其位，乃假鲁史而垂天子法于后世，虽不得已而为素王，但其法足以使乱臣贼子惧【8】。由此形成的种种判例汇编起来，再奏请皇帝批准，称为《决事比》，同样具有律法的效力，可作为以后判案的根据。

辄者曷为者也？蒯聩之子也。14 王阳明：《传习录上》，《王阳明全集》卷一《语录一》，第19页。凡此，皆孔子本人之行事也。曾亦，男，1969年生，湖南新化人，同济大学哲学系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《春秋》学、《三礼》学和宋明理学的研究 来源：《孔子研究》2022年第5期 进入专题： 《春秋》 古代法律 。

《春秋》乃孔子据鲁国及诸国史籍而作，本有史的性质。不过，儒家虽崇尚法治，而其精神毕竟不同于商、韩之流，更与秦法之徒尚烦苛，犹若宵壤，盖能别远近而异内外也。

尤其自晋以后，历朝更是声称以礼入法，则法律的儒家化，本身就体现了礼、刑的合一。故国夏伯讨则为官判，石曼姑则为族断。

对此，清龚自珍云： 在汉司马氏曰：《春秋》者，礼义之大宗也。正因如此，我们亦可由决事比去理解董仲舒对《春秋》经义的阐释。

据此，《春秋》所言行事，当有二义： 其一，史家所载往事，犹鲁《春秋》及楚《梼杌》、晋《乘》之类，此固孔子王心所加焉。30 《后汉书》卷四十八《应劭传》，第1612、1613页。汉儒则不同，视孔子为拨乱反正的圣王，并且主张，如果孔子真能效法汤、武以得国，则作为真王以行道。《论语·为政》云： 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。

可见，在胡氏看来，无论行天子之法于当年，还是垂天子之法于后世，都可视为圣王之行事。【11】 清刘逢禄则曰： 或称《春秋》为圣人之刑书，又云五经之有《春秋》，犹法律之有断令。

其可奈何？不以父命辞王父命，以王父命辞父命，是父之行乎子也。允据律评刑，三十余载，内外称平【27】。

灵公欲立公子郢，郢辞。案胡宏《论语指南》所引黄氏说云：夫以父子之间，至于争国，逆天理，乱人伦，名之不正，孰大于此？以《春秋》考之，蒯聩出奔与赵鞅纳之，皆称卫世子，以示其得世于卫也。